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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选教育高职百万扩招须同步提升质量

首选教育高职百万扩招须同步提升质量

一年之内扩招100万人,会给很多高职院校的师资、实训条件、校舍等办学条件带来极大压力,对于一些生均经费不足、师生比不达标的院校,扩招后的人才培养质量会更加难以保证,甚至会导致学校患上严重的“消化不良”。 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投入来匹配相应的学生规模,并且要合理分配不同院校的扩招数量。 高职院校在承接扩招任务时,也务必要量力而行。

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等列入生源范畴,让高职生源结构更加多元化,而且学生的年龄、生活背景、知识结构与学习需求存在巨大差异,高职院校在招生、人才培养模式、学籍管理、考核评价等方面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,否则扩招任务难以高质量落实。 面向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等扩招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,即降低高职入学门槛。 尽管高职院校的门槛会有所降低,但是教育质量不容含糊,宽进必须要严出。

针对生源来源的多样化,如何让起点不同、年龄各异、目标不同的各类学生学有所成,在招生门槛降低的同时保证出口的质量,对高职院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

“百万扩招”无疑给高职院校现有的办学、师资、实训、宿舍等带来了一定压力,要想保证人才供给规模扩大和培养质量同步提高,必须从源头入手,增加经费投入,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。

一方面,中央财政应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,地方财政也应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(例如今年广东省已先行探索“扩容、提质、强服务”计划,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保障);另一方面,学校自身应秉承提质增效原则,优化经费使用结构,加大教学绝对总量投入。

如此一来,既注重教育资源投入的增量,又关注存量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使用效率的提高,有助于全面改善、提升高职院校的教育供给能力。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校,意味着高职院校的生源结构将更加多元,学业基础、学习能力、学习偏好等差异加大了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难度,也对教育教学与管理模式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合适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。 面对不同类型的生源,高职院校在输入环节须改革完善考试招生办法,探索“自主申请+单独考核+工作经历”的招录模式,畅通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等社会人员的教育渠道,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;培养环节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,倡导育训结合,积极拓展学分制、网络学习、半工半读、现代学徒制等更多更灵活的学习形式,全面建构自主化、个性化、开放式的终身学习体系和柔性管理模式;输出环节须坚持学证结合、宽进严出,以“1+X”证书制度试点为载体,一手抓学历教育,一手抓技能培训,为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多样化选择。

招生规模和质量效益并举,依赖于完善的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,而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则需内外发力。 从外部保障来看,要突出对学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的评估,积极培育专业评估机构,鼓励和倡导行业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专业学会、基金会、学术机构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,形成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多元评价格局。

从内生质量来看,高职院校应强化第一主体责任,不断改进完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,以院校质量自治为目标,借助现代信息和大数据挖掘技术实施目标式量化管理,从而实现自我规范、自我调控、自我发展的常态化评价机制。 “百万扩招”带来原有资源的稀释,使高职院校对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有了更迫切的需求。

这种改变将会促使高职院校进一步挖掘整合校企资源,引导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、主动承担学生实习实训职责,同时更好地提升院校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,从而建立校企间稳定牢固的利益纽带,以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稳步提升。

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,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。

事实上,企业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最佳场所,也是就业的最终去处。 特别是针对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等社会群体,可积极尝试企业兴办职业院校或职业教育培训中心,此举既有利于“百万扩招”生源的合理分流,也有利于扩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供给,全面服务国家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扩大就业的战略需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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